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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资本论》研究大都依据的是作为三卷定稿的“通行本”,在目前新的时代境遇和更为权威而完整的马克思文献陆续刊布的情况下,基于“版本学”研究成果深入探究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客观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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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然而,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本业已完成的著作,而是一组庞大的手稿群。其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且在不断地修改中留下该卷的数个不同版本,而其他两卷他并没有完成,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根据遗留下来的手稿整理、修订后定稿并出版的。过去的《资本论》研究大都依据的是作为三卷定稿的“通行本”,在目前新的时代境遇和更为权威而完整的马克思文献陆续刊布的情况下,基于“版本学”研究成果深入探究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客观而公正地评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创作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43—1856年是准备阶段,其成果主要是9册《巴黎笔记》、7册《布鲁塞尔笔记》、9册《曼彻斯特笔记》和24册《伦敦笔记》等;1857—1867年是整体写作阶段,其成果体现在“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1867—1883年是整理、出版和进一步研究阶段,其成果是《资本论》如下重要的版本: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和第二、三卷众多的原始手稿。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论》的叙述结构经历了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结构、四卷内容的曲折变迁,贯穿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40年殚精竭虑的研究、探索过程。此外,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修订出版了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德文第四版并对第二、三卷手稿进行了整理、刊印,再加上他们留下的大量涉及《资本论》的书信,这些材料构成《资本论》完整的文献群。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一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四版,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一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3年的德文第三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四版最终确定为7篇25章。

版本学的爬梳、考证和甄别工作绝不是单纯地罗列和铺陈文献,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通过内容解读更客观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展示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再现他以文字描绘出的复杂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和思想图景。比如,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由劳动实践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系统的理论;基于“资本的本性”和运行逻辑的分析而揭示的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对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多层次、多角度透析而描述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通过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来论证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

奠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之上的《资本论》研究也将使《资本论》发表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引发的众多争议据此获得进一步的廓清。诸如:1.马克思是怎样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什么?2.“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究竟是什么关系?3.如何看待“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4.“伦敦笔记”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建构的意义何在?5.是什么促成了《资本论》结构的不断变化?最后马克思放弃“六册计划”的构想了吗?6.“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有何关系?它是不是“《资本论》的初稿”?7.“1861—1863年手稿”的意义何在?马克思是凭借什么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8.《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和德文第四版各个版本在内容上有何差别?如何评价这些差别?9.《资本论》第二、三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之间的差别说明了什么?对5000多处差异该做怎样的界定?该如何估价恩格斯在《资本论》理论建构中的地位?10.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定稿工作?他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版本学研究还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科学化”转换提供了思路。比如,由于《资本论》第二、三卷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与恩格斯是联为一体且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研究方式值得反省。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来领会并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研究途径和方式。而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和客观。

当然,版本学研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得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申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为什么相同的文献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解释呢?这就牵涉到实证方式的局限性了。比如,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判定既需要考证和梳理文本文献,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独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本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而言,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与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且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作出脱离、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奠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之上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省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资本论》写作的时代与当今经济全球化境遇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深入把握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才能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3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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